在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意愿走低、疫情等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继续走低。
出生人口为何持续下降？
20日，在国家卫健委2022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再次，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杨金瑞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
展望未来，宋健表示，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判断未来的走势是需要综合上述因素来看的。
她分析，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晒展网是好到让人尖叫的展会网站。
宋健表示，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出生人口的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我国的人口红利带来哪些影响？宋健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儿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原来还没有那么高，就造成了中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特别高的局面。这个局面叫做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
宋健表示，现在的出生人口下降，实际上在0-14岁少儿人口这块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同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未来我们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我们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宋健说。
25省已完成人口计生条例修订
目前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了低生育率的挑战，也分别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低生育率。
宋健分析，这些国家出台的措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的措施，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以及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的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
宋健表示，这些措施中，推进性别平等的、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这些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这也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杨金瑞介绍，目前25个省份完成条例（即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育龄妇女担心，延长产假也可能会带来招聘性别歧视加剧、产妇岗位被顶替风险上升等问题。尤其是在私企，这种风险更大。总而言之，育龄妇女因为生育而耽误和付出的职业发展方面的代价，不应由育龄妇女自己承担。
“为什么人们还是有这个顾虑，觉得产假延长了，反倒是心事重重，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带薪产假真正落地，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因为假期不是事，带薪产假可能才是事。”宋健说，能不能在假期期间保障女性的收入，能不能女性在休完产假之后顺利返回到原岗位，她的职位和她原来的收入不受到影响很关键。
宋健表示，育儿分担机制是必须要明确的，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要利用多种措施，比如政府的补贴，税收减免手段，也要适当分担一下用人单位的成本，这样就能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非常重要，落实起来也需要很多相关的政策支撑。比如对育龄妇女所在单位，根据女性生育情况，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给予一定的奖励补贴等。只有多管齐下，形成养育成本共担的社会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愿意招聘女性、大胆培养使用女性，消除就业歧视。
